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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三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研究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人
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Solow)首先建立了新古典增長模型,認為決定產出的主要生產要素是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并且兩種生產要素之間是可以替代的,而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是遞減的。1957年,索洛又在自己關于經濟增長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了技術的概念,他認為單位產量的變化、勞動力的教育程度以及科技進步等因素都屬于“技術變化”因素。遺憾的是,在他建立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卻只是通過時間因素t來反映技術變化,并沒有具體分析各因素是如何對技術產生影響的。根據索洛的模型分析,由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將最終使得經濟增長停滯。那么如何克服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而實現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就成為繼索洛之后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為這個難題找到了答案。他們認為,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忽視了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以及它們在質量上的變化,所以無法衡量資本的溢出效應。實際上,相同數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帶來同等的產出,因為所投入的生產要素質量并不相同。產出的增長率應等于生產要素數量增長率與生產要素質量增長率之和。他們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技術因素實際上是內生決定的,所以新興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擬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和資本兩個生產要素做了進一步的細分,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又分出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

  (一)勞動力質量要素

  阿羅(Allow)最早用邊干邊學模型(learning-Ly-doing)來解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他利用飛機制造的生產率改進的例子來分析,認為技術和知識都是在生產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是傳統經濟活動的副產品。羅默借用了阿羅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設知識的創造就是投資的副產品,而技術是由知識積累決定的。所以在羅默的模型中,技術是由經濟體內生得到的,它,與資本和勞動力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羅默認為,企業在增加投資的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產,而且由于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可以克服資本要素邊際報酬遞減,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

  本文沿襲了阿羅和羅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設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質量得到了提高,而這個過程的實現需要企業的投資。在企業增加其資本存量的過程中,也同時增加了知識的存量。本文還假設每個企業的知識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業都可以無償獲得,這就是說一個企業的投資會帶來整個社會勞動力質量的提高。所以,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增長率與總的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比例。根據上面的兩個假設,可以得到勞動力質量(Lq)與資本存量(K)的函數關系,即:

  Lq=Kφ  (1)

  式中,φ為資本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在資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發等方面的資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資本質量要素

  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人們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勞動力質量上,關于資本質量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內爾森(Nelson)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資本質量的概念,他認為新資本投資促進的技術改進將增加經濟增長率對于資本要素增長的彈性。內爾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設不同時間投入的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同的。他還提出了質量權數的概念,認為新投入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資本,其質量權數較大。資本的使用時間越長,它對于經濟增長貢獻的權數就越小。最后,內爾森通過推導得出結論,由于存在資本質量的提高,所以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要超過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但是,內爾森只是在理論上推導出這一結論,并沒有在他的論文中通過實際的數據擬合得到確切的資本對產出的彈性系數。

  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參考了內爾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資本質量要素。模型假設新投入的資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資本有更高的質量,資本的質量與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成反比。根據推導可以證明(限于篇幅,推導過程略),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與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反比例關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資本存量的增長率(△K/K)來表示資本質量(Kq)。

  (三)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建立

  綜合上面的兩個假設,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所構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的表達式為:

  

式中,Y表示總產出;A表示中性技術變化;Kq表示資本質量;K表示資本數量;Lq表示勞動力質量。L表示勞動力數量;α表示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β表示資本質量對產出的影響系數;φ為資本存量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術分解為中性技術變化(A)、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等三個生產要素的乘積,而其中的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是由經濟體自身內生出來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二、模型的估計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選取中、美、日三國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觀經濟季度數據,分別估計各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參數。此外,資本存量的數據根據式(3)累積計算得到。

  

式中,Kt表示當期資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資本存量;δ表示固定資本折舊率;It表示當期投資。本文設定三個國家的年固定資本折舊率為5%。

  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首先對總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進行標準化,沒定2000年平均值為100,以統一各變量的量綱。

  (二)模型估計

  首先,對式(2)的左右兩邊取對數,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將式(4)右邊αlog(L)移項到等號左邊,并令△K/K≈log(Kt)-log(Kt-1)。這樣我們分別用中、美、日三國的數據對{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個變量做回歸,由于中國和日本的部分數據沒有進行季節性調整,所以在回歸過程中分別加入了季節性啞變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來加以調整。

  中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403864;

  擬合優度R2為:0.985833;

  F統計量為:F(5,38)=528.9[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81.9995。

  美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0447219;

  擬合優度R2為:0.996404;

  F統計量為:F(2,41)=5680[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77.155。

  日本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138921;

  擬合優度R2為:0.849841;

  F統計量為:F(3,40)=75.46[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27.827。

  上面的結果顯示,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國的實際數據進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較好的擬合,估計出來的各參數都處在模型所規定的范圍內。

  三、比較分析中美日三國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根據方程估計得到的結果,我們可以把產出按要素性質的不同進行分解,以觀測各生產;要素對各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資本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上圖所示,中國在 2000年以前資本質量持續降低,而與此同時,美國的資本質量在持續提高。但從2001年開始,這個趨勢呈完全反向變化,中國的資本質量在不斷提高,而美國的資本質量卻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國的資本質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從總體來說,在觀察期的11年里,美國的資本質量小幅提高,中國則略有下降。而在這11年期間,日本的資本質量卻是持續地下降。

  從資本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上圖所示,中國的資本數量要素在觀察期有顯著的增幅,而美國和日本的資本數量要素變化則相對平緩。

  從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下圖所示,中國的增幅仍然是最明顯的,但其增長幅度明顯落后于資本數量要素。而美國和日本兩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資本數量的提高。這一結論從式(5)、式(6)、式(7)式的系數上可以得到證明,三個國家勞動力質量的指數αφ,只有中國小于資本數量的指數,而美日兩國則明顯要高于本國資本數量的指數。

  從勞動力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下圖所示,三個國家的波動都很平穩,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略有廠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國的年平均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0.03%,3.12%和1.23%。在各國的產出份額中勞動力數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別為52.40%,74.02%和79.17%,但是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遠遠低于它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美國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為27.65%,中國為6.18%。盡管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在產出中的份額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但它對日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為-0.26%。從這組數據顯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在1994-2004年成為抑制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個國家中,美國的人口結構是最好的,所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是最高的;中國也正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很小并呈下降趨勢,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貢獻率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貢獻率就已經下降到5.18%。

  從表1可以看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是資本數量要素,它的平均貢獻率為64.58%,遠遠高于美國的29.77%和日本的 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國在1994-1999年資本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79.05%,而進入21世紀以后該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下降到52.02%。

  與中國不同,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貢獻。如表1所示,美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33.5%,日本高達67.95%,中國為27.66%。但中國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實際增長率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國的1.04%,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也是促進我國現今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貢獻率僅次于資本數量要素。

  從表1還可以看出,資本質量要素對中美兩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其貢獻率分別為-2.28%和7.72%;但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影響卻很顯著,在觀察期內資本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63%,這是造成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蕭條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資本質量要素、資本數量要素、勞動力質量要素和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總起來,中國達到了96.13%,美國達到了 98.64%,日本達到了83.2%??杉疚慕⒌哪諫迷齔つP徒饈土酥?、美、日三國大部分的經濟增長,只有日本還有大約16.8%的經濟增長沒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這需要在今后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國在1994-2004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本數量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受我國人口逐漸老齡化趨勢的影響,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相對減弱,并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后期受我國持續通貨緊縮的影響,資本存量的增速出現遞減,從而造成我國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資本質量的小幅下滑,這種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預見,資本質量因素在短期內仍不會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依據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結合美日兩國經濟增長的經驗,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要保持我國投資的平穩增長。從日本的模型可以觀察到,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間國內產業投資空洞化,新增資本在資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遞減,造成其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國內的資本質量下降。要避免這種局面的發生就應該合理分配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不斷創造新的投資增長點。

  其次,要注重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在當前,我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力份額占的比重遠遠小于美日兩國,這主要是因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國民收入還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但是,隨著我國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數量要素的邊際報酬逐漸遞減,這種局面將逐漸被打破。而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到來,勞動力將不再成為相對豐富的資源??梢栽げ?,在未來,我國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a)將會不斷提高??梢栽ぜ?,在未來,資本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減弱,勞動力質量要素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要保持我國經濟長期平穩增長,就要增加資本在改善勞動力質量方面的投入,不斷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數在我國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轉變我國的產業結構,逐漸推進勞動密集型工業向資本密集型工業的轉型。

  此外,合理調整我國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

  總之,通過本文的分析,要促進一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不僅要注重資本和勞動力兩個生產要素數量的提高,更要注重兩個生產要素質量的改進。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要素質量的影響甚至要超過生產要素數量的影響,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盡管在現階段,資本數量因素仍在我國的經濟增長中占主導地位,但是我們不能只局限于眼前利益,而要放眼未來,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加大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合理地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創造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以長期保持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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